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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之，2022版《指南》针对不同类型项目的特点设计了“避免”与“缓解”相配套的组合措施。譬如，企业实施水利水电项目时，“应尽量避免占用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物栖息地…合理采取水生生物栖息地保护、水生生物通道建设、增殖放流等措施；对保护性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造成影响的，积极采取工程防护、异地移栽、救助、生境恢复等措施“(第十条)；实施矿山开采项目时，”减少生态破坏和土地占用，开展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第十二条)；实施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时，“要按照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合理选线选址，尽量避免占用或穿越自然保护区和重要野生生物栖息地。确实无法避免的，可采取无害化穿越、建设野生生物通道等减缓或补偿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组织方式，减少土石开挖和临时场地占用，减轻对野生生物及周边居民噪声、扬尘等影响，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生态环境恢复”(第十三条)。据悉，“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已纳入100多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2]。未来，在更多相关数据的支持下，企业有条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项目生命全周期的决策和管理中去。
 

　　(三)慎始慎终——厘清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
 

　　与2013版相比，2022版《指南》延续了2021版《工作指引》所鼓励的“全周期”管理的精神，针对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每一个阶段，包括项目前期、施工期、运行期、退役期，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见图3)。其中，对每个阶段的指引不仅涉及了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维度，而且对标了国际通行规则标准或中国更严格标准。

　　图3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各阶段的生态环保要点

 

　　不仅如此，在为各重点行业制定环境管理要点的过程中，2022版《指南》也尽可能地体现了对于项目各个阶段的细化要求。譬如，对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根据2022版《指南》的规定，企业应在项目前期做到合理选址，尽量避免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在施工期，建设相应的缓解或补偿措施，并加强环境管理；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生态环境恢复。
 

　　(四)由点及面——突出重点行业要求
 

　　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合作领域。2022版《指南》与2013版《指南》以及2021版《工作指引》相比的另一大特色是罗列了对于能源项目包括水利水电项目、石油化工项目、矿山开采项目、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这四大重点行业的规定细则。
 

　　针对能源行业，2022版《指南》开宗明义地指出要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项目。随后，针对同属于可再生能源项目但存在较大生态环境隐患的水利水电项目，《指南》提出企业应避免占用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物栖息地，并鼓励采取相应的补偿或缓解措施。
 

　　针对石油化工和矿山开采项目，2022版《指南》分别在加强污染治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生态破坏、开展生态修复等方面进行了指导。
 

　　针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根据2022版《指南》的规定，应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贯穿到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去，包括项目前期选址、施工期环境管理以及后期的生态修复。
 

　　在2020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基线研究报告中已经强调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提出具体指导要求，明确正面和负面清单，探索构建一套项目分级分类体系。本次2022版《指南》对于四大重点行业的涉及为这一分级分类体系设想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三、针对实施推行和《指南》下一步更新的建议
 

　　2022版《指南》在对国际准则的认可、生态环保内涵的丰富、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的厘清以及重点行业的覆盖四大方面有了亮眼的表现。然而，适用于企业“出海”的升级版《指南》的推出仅是促进对外投资建设项目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步。针对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实施推行本《指南》以及《指南》未来的升级，本文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强化配套的监管机制、建立差异化管理流程。首先，该《指南》属于部门规章，虽然对于企业进一步提升其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其实施落地还需其他部门的配合，各相关部委包括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等能否在现有的审批和报备流程中纳入基于2022版《指南》的相应指标要求对于保障企业层面的落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本文建议针对绿色低碳项目，如风电、光伏等项目的审批实行“绿色通道”；与此同时，将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潜在风险的项目，如燃气发电、大型水电、矿山开采项目等列入重点监管列表，并且强制要求相关方披露在项目的污染处理、碳排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具体数值和治理情况。
 

　　第二，聚焦生态环保能力差距、加强能力建设。首先要意识到我国企业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识别与防控等方面仍有不足。因此，为了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贯彻和落实2022版《指南》，建议相关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关于多边机构通行标准(如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标准、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绩效标准等)以及我国相关标准和最佳实践的能力建设工作。其中，针对基建、能源、交通等“一带一路”重点行业应开展相关环境和气候风险评价标准、评估工具的多轮培训。这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更好地落实2022版《指南》的规定，而且有利于其解决融资难的痛点，更全面地与国际标准接轨，匹配多边银行以及一些国际商业银行的相关要求。
 

　　第三，增加受众群体，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两端同时发力。本指南主要针对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建设的新建(含改建、扩建)类项目、收购并购类项目以及承包工程项目。虽然其中涉及的类目对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和涉及到海外业务的几大商业银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金融机构在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过程中对应的流程(包括项目立项、项目评估、实施和施工、项目管理和报告、项目退役/出售/转让等)和关注点与企业有所区别；与具体实施项目的企业也存在一定的信息差。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出海”项目的环境乃至社会和治理风险方面的把控能力，从而能够针对不同风险类型的项目实施差异化管理，建议我国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联合生态环境部制定更贴合金融机构需求的相关指引和配套体系。相关参考资料包括“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二期I：企业及金融机构应用手册以及手册中提及的国际机构和多边金融机构的相关标准。
 

　　从风险角度考虑，除去环境风险，海外项目中与社会维度相关的风险也逐渐显露。从投融资渠道而言，近年来，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包括部分国内金融机构)还是部分机构投资人对于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进一步增强。2013年版以及2022版《指南》均对项目在社会层面的潜在影响有所涉及。针对企业如何在贯彻落实2022版《指南》的基础上提升其环境和社会的风险管理水平以帮助满足相关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赤道银行等)的要求，解决融资难的困境，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企业应聘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社会风险评估等领域的外部专家组成顾问团队。顾问团队需独立于利益相关方，以确保其评估的公正性。企业可参考世界银行集团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绩效标准》来制定其环境、社会评估以及配套管理体系。
 

　　第二，构建完善并严格执行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ESMS)。ESMS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由政策、规划、管理工具和配套机制组成，供企业管理环境与社会相关的风险和潜在影响。基于“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lan-Do-Check-Act)的循环管理办法，企业应将ESMS的完善和执行融入到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去。相关的国际最佳实践参考材料包括《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实施手册》。
 

　　第三，定期、透明地报告项目环境和社会表现。企业应按照与投融资方事先确定的格式和频率(至少每年一次)定期报告项目相关的环境和社会表现。具体而言，企业应公开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摘要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分享特定项目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数据。
 

　　原标题：IIGF观点 |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