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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全面考察“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影响效果的差异，并从企业内部角度揭示管理者绿色认知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行政监管、环境经济调控和环境软约束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其中，环境经济调控对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促进效果最佳，环境软约束次之，环境行政监管再次之。机制分析显示，管理者绿色认知在环境行政监管、环境经济调控和环境软约束与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环境行政监管最能提升管理者绿色认知水平，其次是环境经济调控，最后是环境软约束。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所在地区政策不确定性强或位于东部地区，以及企业为国有企业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中国政府全面推进“双碳”目标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而制定异质性环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也为相机实施灵活的政策提供依据。
 

　　一、研究背景
 

　　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全面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尽管如此，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资源约束不断趋紧的现实情境下，中国制造企业普遍陷入绿色化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制约了绿色化转型效果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1)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2)中国制造企业在面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时，其内部的响应机理如何？
 

　　(3)在中国复杂特殊的行政体制下，如何差异化运用环境规制工具使其发挥效用最大化？
 

　　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对推动中国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可分为两支：第一支是环境规制的相关内容，包括环境规制工具的划分及其微观效应。有的学者研究得出：环境规制能够“倒逼”高污染企业重视绿色创新，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从而显著降低企业排放水平和经营成本，对企业竞争力、财务绩效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能起到正向促进作用(Yu等，2019；徐枫等，2022; 李雪松等，2023)。而有的学者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存在“挤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仅无法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还会削弱企业的生产能力(黄庆华等，2018；Yuan 和Xiang，2018；Wu 和Hu，2020；Xia等，2022)。不过，也有学者得出，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影响并非简单线性的，呈现正“U”型、倒“U”型或不确定性三种关系(邱士雷等，2018；刘伟江等，2022；王永贵和李霞，2023；马艳艳)。
 

　　第二支是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相关内容，包括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测度及其驱动因素。制造业绿色化转型是指以节约能源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能源集约化利用和非期望产出污染物排放减少，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现代制造模式(Graedel等，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和李平，2011)。随着全球气候恶化问题日益严峻，制造业绿色化转型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多集中在对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测度和驱动因素两方面展开研究(彭星和李斌，2015；孔伟杰，2012)。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侧重于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缺少从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水平角度对环境规制微观效果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且缺乏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相互之间作用效果的差异对比，进而忽视了对不同类别环境规制工具使用场景的差异化研究。同时，关于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关系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单一指标从宏观层面对两者关系展开讨论，缺乏基于综合指标体系对比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整体水平的差异化影响效果，也忽视了微观企业内部对环境规制自下而上的反应过程及应对策略。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
 

　　根据以上我们认为，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企业内部管理者对绿色发展的认知水平是影响制造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和开展绿色化转型策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进一步对异质性环境规制、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和管理者绿色认知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在事前控制阶段，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环境规划、环境绩效评价等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敦促企业将环境效益作为一大核心要素纳入自身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以提升企业绿色化转型绩效。在事中控制阶段，政府通过设定排污许可证和排污禁令、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等方式限制企业的资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企业为满足合法性要求，只能选择对生产技术进行优化升级，以提升企业绿色化转型水平。在事后控制阶段，政府主要通过执行环保法规对排污超标的企业行使处罚权，企业为避免环境处罚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负面形象，会积极响应政府相关政策，激发其实施绿色化转型战略的主观能动。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环境行政监管正向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
 

　　从企业内部角度来看，环境经济调控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和不确定性风险，并运用市场交易的方式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连接，激发企业由被动满足合法性要求转向主动推进绿色化转型，提高企业绿色化转型积极性。从市场环境角度来看，环境经济调控通过加大政府对环境基础设施和污染治理的投入水平，向社会各界释放环境治理的积极信号，引导相关投资者加大对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从而为企业绿色化转型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环境经济调控正向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
 

　　企业在参与环境软约束过程中能够充分展示自身环境意识和环保责任，树立绿色环保形象，进而帮助企业提升绿色化转型水平。一方面，在环境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会选择积极实施绿色化转型行为来应对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积极响应政府和公众的要求。另一方面，当企业主动实施清洁生产时，将向社会各界释放企业符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求的积极信号，从而增强企业的合法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c：环境软约束正向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
 

　　从绿色风险认知角度来看，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竞争风险和生态破坏风险，能够提升高管对绿色风险的认知水平；从绿色收益认知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潜在绿色收入，能够提升高管对绿色收益的认知水平。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环境行政监管正向促进管理者绿色认知。
 

　　假设2b：环境经济调控正向促进管理者绿色认知。
 

　　假设2c：环境软约束正向促进管理者绿色认知。
 

　　具备较强绿色收益认知的管理者出于识别机遇动机，更加关注企业在绿色化转型过程中的潜在机遇和经济回报，会通过加大环保投资和绿色环保投入等方式打造差异化绿色竞争优势，利用绿色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并通过绿色宣传和环保培训等方式积极向外界传递绿色信号，以树立环境友好的企业形象。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管理者绿色认知正向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
 

　　面对环境行政监管时，绿色风险认知会驱使高管制定生产技术升级、采购清洁能源等绿色创新战略来规避企业可能面临的违法风险和政治风险，绿色收益认知会驱使高管实施绿色技术创新以维护良好的政企关系。面对环境经济调控时，绿色风险认知会促使管理者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增加环保投资以获取政府环境补贴和税收优惠，从而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风险，绿色收益认知会促使高管积极开发绿色产品或打造绿色品牌，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面对环境软约束时，绿色风险认知和绿色收益认知会激励高管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树立的企业形象，赢得环境友好声誉。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管理者绿色认知在环境行政监管和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假设4b：管理者绿色认知在环境经济调控和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假设4c：管理者绿色认知在环境软约束和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文选取中国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2015年及以后上市的企业、ST和PT企业以及研究数据严重缺乏的企业，最终获得来自802家企业的5754个观察点的均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制造企业绿色化转型程度(lnSCORE)
 

　　2、解释变量：异质性环境规制(ER)
 

　　3、中介变量：管理者绿色认知(EGP)
 

　　(4)控制变量：选取企业规模(SIZE)、流动比率(LR)、营业利润(OP)、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应收账款周转率(AR)、两职合一(DUAL)、企业年龄(AGE)、是否为四大审计(BIG4)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
 

　　五、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