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垃圾分类如何突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代表到浦江交流

        不久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组织下，福建、江西、贵州、海南等4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代表们来到浦江县，参观考察当地的城乡垃圾分类情况和制度体系建设，并开了一场“头脑风暴”交流会。

　　这场交流会传递出若干鲜明信号：浦江的垃圾分类经验，将*被这4个试验区吸收和推广，从而为全国各地的垃圾分类工作提供示范和借鉴。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垃圾分类，也将从长达18年的探索推行阶段，加快步入强制推行阶段。

　　浙江垃圾分类的经验始于农村，而今全省各地正加快向城市推进。作为这项工作的先行先试之地，浦江*交出一份成绩单：截至目前，垃圾分类已覆盖城乡，全县建成16座生态处理中心、18座阳光房，日处理会腐烂垃圾约200吨，垃圾减量率达50%以上；年回收可利用垃圾12.78万吨，实现经济效益6000多万元。

　　从农村到城市，垃圾分类会碰到哪些难题，该从何处入手突破？强制性的垃圾分类，又要怎样的制度构架来支撑？从这场“头脑风暴”中，我们努力找寻答案。

　　从农村到城市

　　六大难关须攻破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福建、江西、贵州、海南等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要*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但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扯到方方面面，究竟该从何处突破？

　　“浦江县的经验，既有城市又有农村，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和好的借鉴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任树本说，之所以选择在浦江开交流会，是因为这里浓缩着垃圾分类浙江经验的精华。

　　近年来，浙江垃圾分类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向全省不断铺开和覆盖。浦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魏斌聪介绍，2015年初，该县开始试点推行城区垃圾分类，“城区与农村的差异很大，这个过程中，不少农村经验可供参考，但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回望3年多的探索，魏斌聪总结认为，至少存在六大差异和困难。首先，农村是“熟人社会”，邻里之间相熟，大家都要面子，不愿当落后者。但城区是“生人社会”，即便生活在对门，也可能互不相识，没法靠“熟人社会”的管理方式去推动垃圾分类。“第二，与农村相比，城区的情况复杂多了。不仅有各种类型的住宅区，还有大型商场、沿街商户，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发区等，各个单位的垃圾情况截然不同，比如医院还涉及危废垃圾的处理。”魏斌聪说，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三个难点：“农村就是农民，但城区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人口，垃圾分类主体的不同，我们工作方法也得相应不同。”

　　在向城区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魏斌聪还发现，居民与农民的作息方式也截然不同，白天基本不在家，也不太产生垃圾，但一到晚上，住宅小区的垃圾量会猛然增加；日常管理中，农村垃圾分类可交给乡镇推进，农村基层组织来具体实施、管理和监督，特别是党员联系农户的方式十分管用，但到了城区，由于分类主体密集庞大，社区干部管不过来，而物业又往往“下不了手”。“最后一大难关就是，农村垃圾成分相对简单，除了剩菜菜叶，其余大多是生活用品的外包装，但城区垃圾还有沙发、家电等，尤其随着外卖的兴起，锡箔纸这类垃圾的产生量急剧增加。”魏斌聪说。

　　摸清这六大难关后，浦江县以县城的浦阳街道中山社区为试点，打响了垃圾分类从农村向城市挺进的“突围战”。

　　从试点到推开

　　全民参与是关键

　　中山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社区，不仅有高层居民楼，还有沿街林立的商铺、商场、企业，主体类型多样，垃圾产生量大。浦江人认为，如果能在这个地区获得突破，那么在城区推进垃圾分类，就不再是难事了。

　　在城区推行垃圾分类时，浦江延续了“二次四分法”的农村经验，即先把垃圾分为“会烂”和“不会烂”——“会烂”的送去处理中心发酵堆肥；“不会烂”的再分为“可卖钱”和“不可卖钱”的，“可卖钱”的回收处理，“不可卖钱”的进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处理，有毒有害的进行特殊处理。

　　垃圾分类能否成功，源头收集的环节十分关键。魏斌聪说，他们从“如何收”开始破题，在反复宣传、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仅一个中山社区，就出现了上门收集、自行送达、以桶换桶、“垃圾驿站”等四种不同类型的垃圾收集办法。

　　如小高层的生活垃圾，由居民先分好，再由保洁人员上门收集；针对高层住宅楼，则在每栋楼下设各色垃圾桶，规定早晨特定时段，居民可将垃圾带下来，按要求分类投放，投放点装有摄像头，并由社区或物业人员值班监督；面向企业和商场推行时，则采取“以桶换桶”的办法，只有分类正确，环卫人员才会及时换桶；在部分小高层，他们还尝试设立“垃圾驿站”，即在楼下给每户家庭设“垃圾”，如房号402的就投放至402“垃圾”，对号入座以便社区人员检查监督，确保每户都能正确分类。如此细致的程度，让外省代表连连感叹：“浦江真是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到了。”

　　“城区推广垃圾分类的确困难很多，但庆幸的是，农村垃圾分类多年的实践和成效，激发了全县人民爱护环境的主人翁意识。早在2014年，就有不少居民写信给县政府，强烈呼吁在城区实施垃圾分类。”浦江县县长丁政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农村垃圾分类倒逼了城市垃圾分类的推开。

　　中山社区试点成熟后，浦江又随即在全县党政机关、学校、医院、街面等四个代表单位和区域，深入推广实施垃圾分类。这个过程中，浦江县人民医院探索出区域分拣和双重监督等方法，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时时有监督、天天有检查，成为当地垃圾分类的楷模。

　　医院属于公共场所，人流密集，垃圾量大且品种繁多，是垃圾分类工作最难推广的单位之一。但当人们迈进浦江县人民医院的这一刻，他们手中的垃圾就已受到该院垃圾分类监督员的监管。医院相关负责人说，医院的200余名党员干部以及团员，均担任垃圾分类监督员，他们轮流值守，劝导人们正确分类垃圾，帮助保洁员分拣，从而确保垃圾分类到位、不留死角。

　　这场“垃圾革命”行进至今，浦江全县20个社区、15万常住人口中，垃圾分类已覆盖98%的区域,正确率达90%以上。

　　从自治到法治

　　强制分类渐落地

　　今年4月中旬，浦江县仙华街道一家超市的店主张某，收到了当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出的一张200元罚单，原因是没按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在此之前，检查人员发现，该超市门口“会腐烂”垃圾桶中，有塑料瓶盖等不会腐烂的垃圾。“垃圾分类要确保常态长效，必须走法治化之路，尽快步入强制推行阶段。”魏斌聪说。

　　浙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加快构建相关的制度体系。

　　今年4月1日起，《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责任和义务，违者不仅面临处罚，其行为还可能被记入信用档案。办法施行后，对不按照规定分类的行为，可对居民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关处罚可作为失信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

　　在农村垃圾分类上创出丰富经验的金华市，通过完善法制建设，加快了强制分类的步伐。今年6月5日起，《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就在该条例实施的当天，浦江县白马镇一户姓贾的肉铺商户，由于没有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收到了一张20元的罚单。“我们知道，任何法规实施时，人们都有个接受过程。”魏斌聪说，“几十元的罚金不多，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农村垃圾乱丢，也是违法的。”

　　从自治到法治，浙江垃圾分类逐渐走向纵深。交流会上，任树本多次表示：“这次来浙江浦江，收获真的很大。”

　　【记者手记】垃圾分类 勠力前行

　　垃圾分类尤其是城市垃圾分类，是迈入新世纪后，我国就在不断求索、努力突破的难题。早在18年前，我国就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启动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如今，这一艰难探索仍在路途中，紧迫性也愈发强烈。

　　我省通过垃圾分类，如今已初步遏制了垃圾量快速增长的势头。2017年，全省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速从10%降至5%，设区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达到7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96%。

　　在交流会上，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幸坦言，浙江垃圾量增长势头尚未*遏制，电商快递等包装废弃物快速增长；垃圾处置设置选址落地难，餐厨等垃圾分类处理能力相对不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点布局不合理、渠道不够通畅；居民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垃圾混投混弃的习惯短期内难以扭转；奖惩机制尚未有效形成，现行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还不强。

　　去年12月8日，我省专门召开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动员会，今年6月又在浦江召开现场会，并印发《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五大”专项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生活垃圾总量零增长、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的目标。目前，杭州、宁波两地已*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尽管我省已在垃圾分类上创出先进经验，但依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